最近几周，有关碳市场的新闻在气候领域中引起了广泛关注。5月8日-18日在德国波恩举行的谈判中，各国对于《巴黎协定》提到的的碳市场化供给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各方代表深入思考了国际转让的减缓成果在实现各国自主贡献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如何促进环境完整性、透明度以及如何避免双重核算等棘手的问题。新盛唐集团为你详细分析碳排放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形成背景。

波恩会议之后，”Innovate4Climate”于5月25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办。这次全球对话邀请了市场领导人，共同探索未来的政策工具。Innovate4Climate对欧洲借助市场作用来推动气候协定的方法给予了极大关注。以欧盟为例，作为设立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先驱，它在制定体系过程中丰富的经验教训为其他国家建立碳排放交易体系提供了很好的参考。然而这一会议似乎轻视了欧洲之外的国家在碳排放方面所做的努力。我们应当更多聚焦于亚太地区正在崛起的碳市场，这有助于我们的讨论具有地理位置的多样性。

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演变过程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者和一个不典型的市场经济体，中国很快在国内建起了碳排放市场。这一市场上有相当于中国总碳排放量40%-50%的碳在进行交易。因而，中国的碳排放交易体系超过了欧盟，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定价机制”。而从7个碳排放交易试点到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的过渡不仅体现了中国碳减排的决心，也为其他试图统一国内碳市场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很好的榜样，还鼓励更多国家参与到碳交易体系中。许多文章指出扩展碳排放的国际市场将有利于世界各国的经济及环境福利。除了这些福利，全球碳排放市场有助于增加碳排放核算、报道的透明度，同时促进各个气候行动的信息共享。

与《东京条约》下的中央市场机制相比，发展全国性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及连通国内碳市场更有助于使碳市场实现透明化。

此外，中国的例子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成熟的统计、披露、核实碳排放量的体系的国家来说。中国过去常常被指责碳排放数据的曝光力度不够，而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建立将使得相关数据可获得性增加，并促进深层次的立法，确保碳排放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也可促使污染重的企业向低碳环保产业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建立碳交易体系前，中国并没有一个国家性或是地区性的碳排放量统计，以及公示的体系。最近，所有的碳排放交易试点都采取了地区性的碳排放规则，并建立计算碳排放的核算准则和公示平台。对于公开碳排放文件的承诺已写入“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相关部级条例及发改委颁布的政策处方规定了“谁应该报告”、“报告什么”和“怎么报告”(例如信用管理系统、不配合工作的企业黑名单等)。发改委同时起草了碳排放交易体系规章并将其提交至人大常委会，以待进一步的讨论。

碳排放交易体系的连通是一种同业互查以监督各行业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途径。在加州-魁北克这一已经连通的碳交易市场中，双方签署了一个连通协定，协定包括了对信息透明度的要求。然而，加州-魁北克市场体现的是地方性的合作关系。根据巴黎协定，加州和魁北克都不是协定中的成员，而特朗普近期的声明美国将退出巴黎协定。特朗普的决定使得两个地区该如何通过进行碳排放交易获得国际转让的减缓成果变成了一个问题。

不过让人乐观的是，加拿大一直走在对碳污染定价的前列。2016年12月9日，加拿大提出“清洁发展和气候变化泛加拿大框架”。在新的框架下，所有加拿大的法令法规指定机构都应在2018年前完成碳定价。而在2018年的G7峰会上，加拿大将有优势与包括亚太国家等促成尽可能多的合作。

同时，在2015年，韩国公布了东北亚第一个碳排放交易体系。2010年日本则在东京建立了一个地区性的碳排放交易体系。韩国、日本和中国间发展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合作日益增加，而这三个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总和占全球的1/4。

新西兰的碳排放贸易体系建立于2008年，发展至今已相对成熟。今年三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新西兰，此后两国开始在碳市场上寻求合作机会。

福瑞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唐闻也指出，各国的发展趋势显示亚太地区的碳排放合作可能会越来越多。相关协定应该为未来的全球碳市场的发展提供灵感，而这样做有助于参与协定的各成员国以透明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国家自主贡献量。